资料图:2022年6月26日,观众在南京博物院参观“晋国”特展。图为展出的夔龙纹编钟吸引观众的目光。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当下,世界范围内冲突持续,东西方对战争也有不同理解。例如《孙子兵法》提出“慎战”的思想,而《战争论》等西方著作,更强调如何摧毁敌军。中国与西方,对待战争与和平有何差别?
安乐哲:西方的战争观将胜利作为唯一目标,打仗是追求名誉和荣光。而中国讲究“文武”,战争目标不是胜利,而是“义”,是仁义的“义”;“义”也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个目标。“义”既指道德,也指意义。如果要追求最有意义、最道德的生活,应该完全依靠“文”,但当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时,又必须得用“武”,这是中国文化对“打仗”的一种态度。就像《孙子兵法》中所表达的精神,“用兵”是决定生死命运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凡有一丝可能不打仗,就不要出兵。
田辰山:西方对战争的概念,基于“有限游戏”“零和游戏”,强调“赢了后通吃”,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霸权、主宰世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西方文化中的“和平”,就是“我征服你、你臣服于我”,没有正义、不正义之分。
中国对战争的观念,与西方有本质不同。汉字“武”字,本身就是“止戈”的意思,这正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国对战争(的观念)是一种“仁义”思想的延伸,即“打仗必须出师有名”,要为了仁义。中国围棋最能表达这种思想,即尽可能避免、减少双方的损失和伤亡。《孟子》对此也有充分阐释,不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控制住即可。所以中国的战争思想,是以仁义和人民的支持作为最大力量,而非唯武器论。
图为少林寺藏经阁藏古棋谱《残局类选》。韩章云 摄中新社记者:孙中山先生做东西文明比较时,曾提出“王道主义”“霸道主义”。如今该如何理解“王道”和“霸道”之辩?
安乐哲:美国历史学教授詹姆士·汉金斯(James Hankins)在《道德政治》(Virtue Politics)一书中提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跟政治制度的关系很小,最重要的是与领导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有关。“王道”反映的是,领导阶层如何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认知和道德,心胸宽广、有很强的包容精神;同时建立一个有益的制度体系。“王道”强调整体性。
田辰山:孙中山当时说的“王道主义”和“霸道主义”在今天仍然切中要害、十分有意义,今天的“霸道主义”仍然是孙中山那个时代的“霸道主义”,本质没有变。
什么是“霸道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思想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霸道主义”不讲仁义,只讲谁有更大实力,靠力量争夺利益。
什么是“王道主义”?“王道”是仁政、民本政治,不是单纯讲武力。“仁义之道”致力于维护百姓利益,要得民心。现在的“王道”,就是社会主义,讲“和合”文化,讲“公”字,社会主义讲的是人民的政治。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田辰山:要警惕当今“霸道主义”依然横行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仁义”与“和”文化对全球合作有何时代意义?
安乐哲: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分散了。谈到“一多不分”,我们有“多”,但目前缺“一”,这个“一”能从哪里来?中国的历史可以给世界启发。中国的“和”文化、家庭观念,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要让全球更多了解“和”的概念,这是全球发展的未来。
当下,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例如疫情、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很多事中国没办法自己解决,美国也没办法,只有合作才能找到方法,“和而不同”是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除了打造“共同体”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田辰山:从“和而不同”的文化提出来的中国方案,方向是对的,符合世界人类共生的一种哲学追求,全世界应该走“和而不同”的道路,而不是打起来没完。“和”是有前提的,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上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是一种实践方式。这是对“零和游戏”的世界规则的一种转折性的运作。反对者和破坏者会很多,阻力会很大,但要有信心,保持理智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解决世界问题,现在光讲“你输我赢”这样的“有限游戏”,是不行的,要回到“无限游戏”上来,只有讲共赢才行。儒学正是提供了共赢思路的文化。(完)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中新网蒙特利尔12月8日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才能守护好蓝色地球家园。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受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7日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边会上作主旨发言时表示。 当地时间12月7日,COP15第二阶段会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边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边会由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 现场,黄润秋分享了中国的有关探索和经验。 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边会并作主旨发言。图片来源: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开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新篇章。与国外国家公园建立之初大多是无人区的特点不同,中国人口众多,自然保护地内大多有人口分布,特别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黄润秋举例称,在海南,通过实施人工林的退出改造、植被修复、空中廊道建设等,推动实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有效解决了长臂猿栖息地破碎化问题,种群数量已从2群7-9只恢复至5群36只。 与此同时,中国坚持系统观念,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并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黄润秋坦言,获得“地球卫士奖”的蚂蚁森林项目,已带动超过5.5亿人参与,累计种植和养护树木超2亿棵,种植面积超过274万亩。中国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实践,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相关机构统计,2016-20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益捐赠总额达17.57亿元人民币,带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北部的塞罕坝,三代人坚持植树造林,在茫茫荒原上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近年来,通过积极发展壮大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实现了群众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 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边会上作主旨发言。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黄润秋说,在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产业与扶贫”“生态与生意”互促共赢的新路子。 通过多年努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新增森林面积居世界首位,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黄润秋说,“中国的这些实践和成效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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