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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发彩票登录2024-07-25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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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看不见”的“110”警察******

　　■编者按

　　2020年7月2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人民警察节”的批复》，自2021年起，将每年1月10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节日。

　　2023年1月10日是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回顾过去的一年，人民公安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安保工作，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警察履行警务保障职责、护卫公平正义；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确保刑罚公正执行，做好罪犯改造工作……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展现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本报编辑部特推出中国人民警察节专题报道，以文字和影像记录法治中国画卷中那抹“藏蓝色”。

　　接报警情后，他们调配警力、协调资源，一举一动牵动着全局。相比一线出警民警，他们常年隐于幕后，可谓“看不见”的“110”

　　图为白冰（右一）在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指挥处值班科长办公位上工作。刘聪摄

　　《法治周末》记者尹丽

　　无人不知“110”。

　　在“110”战线上，相比直面警情的派出所民警，负责指挥调度的警察们常年隐于幕后。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却鲜为人知。

　　在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法治周末》记者走进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请东城分局指挥处指挥调度科科长白冰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110”工作。

　　白冰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指挥处指挥调度科科长，在“110”战线上坚守了二十余年。在警情处置过程中，这个科室正如其名，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有警情接入东城分局，白冰和他的同事们就会盯办。接报警情后，他们调配警力、协调资源，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局。相比一线出警民警，他们常年隐于幕后，可谓“看不见”的“110”。

　　从“坐不住”到“沉下心”

　　白冰留着利落的“板寸”，工作时不管去哪儿都是一溜小跑。在东城分局，熟悉他的同事们对他有着同样的印象：“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本儿和笔。”

　　对白冰而言，这再正常不过了。接到警情后，他需要记录所有关键、重要的信息，并不断更新情况进展。而往往一起警情尚在处置过程中，另一起甚至另几起又发生了……

　　“这就是一份‘费本儿’‘费键盘’的工作。”接受采访时，白冰微笑着说。工作至今，他写下了二三十本工作笔记，记不清换了多少个电脑键盘。

　　2002年7月警校毕业后，19岁的白冰分配到指挥中心工作。刚到工作岗位上，他就感到不适应，最大的表现是“坐不住”。

　　入职前，先后在两家基层派出所实习的白冰，已经习惯了“每天跑跑颠颠，什么活儿都干”的日子。可在指挥中心的这份新工作，需要成天守着电脑、电台、电话。一动一静，截然不同。

　　从坐不住，到沉下心；从需要师傅手把手地教，到可以独当一面处理警情，白冰坦言，这个过程自己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在师傅周传豹眼中，白冰不仅聪明，而且肯学。颇令他骄傲的是，白冰作为自己的徒弟，现在仍然坚守在指挥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坚守和传承。

　　白冰觉得，当年师傅的“传帮带”，像极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提到的“练兵七法”：“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还是讲评；七、你再做。”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一年倏地过去了。

　　采访间隙，白冰和周传豹感叹着时光的流逝。白冰笑着抬起一只手，向师傅比划着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周传豹儿子的身高。仿佛时间只是轻轻一晃，当年才上小学的那个男孩，现在都已经成家了。而白冰的女儿，现在也已经上小学五年级——那是一个梦想“在故宫里当警察”的女孩。

　　“良心活儿”与“会干活儿”

　　指挥调度科工作的主阵地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里的灯常年亮着。在这里工作的警察们，自然也无法感受到天色变幻。但在一张张办公桌上，电台、电脑、电话的另一端，却那样真实、密切地与人间冷暖相连。

　　对于有着二十余年工作经验的白冰来说，哪怕他早已见惯大小警情，每当新的警情接入，还是会有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在他看来，指挥调度科的工作绝对是份“良心活儿”。很多时候，警情未必是大案要案，但同样关乎着鲜活生命的存亡。

　　2021年冬季的一天下午，有人报警称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走失。白冰在接到警情后，脑海里立马闪过一件事：天气预报称，当晚北京大风降温。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老人，无处避寒的老人恐怕会有生命危险。白冰不敢怠慢，他坐在值班科长的办公桌前，不停调阅、查找监控探头记录下的画面，指挥相应派出所进行查找……白冰的努力没有白费，拄着拐杖行走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老人，很快就被警方找到了。

　　除了“良心活儿”，“会干活儿”是白冰对工作要求的另一层领悟。

　　发生在几年前的一起抢劫警情，令白冰印象深刻。犯罪嫌疑人抢劫后，乘坐出租车逃跑。白冰回忆，案发当天，北京警方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之后，他和同事们火速展开行动：通过电台布警、调集监控录像、进行周边布控……从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到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仅仅用时17分钟。

　　2022年，一名诈骗嫌疑人从外区逃窜至东城。白冰在接到相关警情后，通过调集监控探头画面等方法，查找犯罪嫌疑人踪迹。结果，短短十分钟，他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在联系派出所后，很快将嫌疑人抓获归案。事后，他和同事开玩笑：“别忘了，送我一面锦旗。”虽然，他和同事们从未得到过锦旗，早已习惯“深藏功与名”。

　　在日常的情况下，白冰会直接与报警人进行联系。一次，因为走失老人的信息不全，需要补充信息，白冰给老人家属打去电话。电话中，他一方面安抚走丢老人家属的情绪，另一方面，迅速将老人先前被遗漏的重要信息录入系统，以便派出所快速找到走失老人。十分钟后，家属特意给白冰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告诉他老人在自家楼下找到了。

　　警察日亦是“平凡工作日”

　　出生于1990年的陈浩从派出所遴选到指挥调度科工作已有两年时间。他清晰地记得，两年前，自己刚走进大厅时，白冰向他介绍工作内容的画面：“几乎每5分钟，讲解就被打断一次——因为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忙。”值班科长坐席电脑键盘上的字母，是这场断断续续讲解的见证者——它已经被敲击得失去了颜色。

　　起初，了解到指挥调度科的工作时段安排，陈浩有些“轻敌”。他暗想：“这么长的时间怎么熬？”哪知真正投入工作后，这里成为了他心中的“战场”，接连不断的忙碌中，时间流逝得悄无声息。

　　作为白冰的徒弟，陈浩对这位工作细致、态度温和的师傅很是佩服。他举例说，在应急处突工作中，白冰作为牵头人，总能有条不紊地多条线展开工作，最终实现快速抓捕犯罪嫌疑人。白冰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在盯问案件时，各方面情况掌握得特别详细、周全”。

　　“不折不扣的实战派，兢兢业业的工作者。”陈浩总结道。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陈浩先是小跑着去了趟厕所，坐下后放松了一下自己的脖子。听记者问及，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干我们行，容易落下职业病。”

　　对于时常连轴转上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工作状态，白冰习以为常。就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忙碌。难得晚上九点到家，妻子会惊讶地问：“今儿怎么回家这么早啊？”如今，他经常在后半夜值班。有段时间，“110”报警的提示音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以为又有新的警情摆在自己面前。

　　随着工作愈发忙碌，白冰感到与女儿的关系不似从前那样亲密。在女儿飞速成长的日子里，他总是深夜才回到家中。可那时，女儿早已睡下。不过，但凡有一点闲暇，白冰都给了女儿：他让妻子在家好好休息，然后自己陪女儿打羽毛球、去书店、逛博物馆。哪怕只是和家人一起吃顿饭，白冰也会和妻子“聊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期对一旁的女儿进行引导。

　　谈及即将到来的警察节，白冰脸上再次展露出笑容。于他而言，这个节日无疑意味着警察的骄傲与荣光，但这个日子也通常是一个他和同事们争分夺秒、全力以赴的“平凡的工作日”。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摄

　　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摄

　　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